青玲会的招聘启事在《天海日报》分类广告栏里登了三天，只有豆腐干大小的一块，措辞简短得近乎冷淡：“新开张俱乐部诚聘全职侍应，男女不限，年龄不限，经验不限。待遇面议。有意者请亲临天海市东区安邦路23号6楼A座面试。”

Ferlyn没有写“高薪诚聘”，没有写“待遇从优”，没有写任何广告学教科书上建议的诱导性措辞。她在报社待了四年，太清楚什么样的广告吸引什么人。“高薪”两个字会引来一群只问薪水不问工作的投机客，“待遇从优”会招来一叠虚报履历的简历。她不想筛简历。她想面对面地看人，用她自己的眼睛——以及她那一套日渐敏锐的感知力——来判断谁适合站在青玲会的吧台后面。

面试地点就设在她们租下的公寓里。Ferlyn把客厅的沙发推到墙角，中间摆了一张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木桌和两把折叠椅，自己坐在靠窗那一侧，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笔记本。楚盈则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，手里捧着一碗白粥，安安静静地充当旁观者。

第一个来面试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短袖衬衫，皮带勒在肚子下面，一进门就用目光把整间公寓扫了一遍，然后问：“这里真的是俱乐部？地方这么小，怎么做生意？”

“俱乐部不在这里。这里是面试的地方。”Ferlyn说。

“那俱乐部在哪里？”

“还在找。”

男人的表情像是咬到了一颗坏掉的花生。“还没找到店面就先招人？你们不会是骗子吧？”

“如果是骗子，我会先把店面租好，装潢得富丽堂皇，收你一笔Deposit(押金)再跑路。”Ferlyn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，

“Next(下一位)。”

第二个面试者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，染了一头金发，嚼着口香糖，进门就说自己以前在码头那边的夜总会做过三年，什么场面都见过。Ferlyn问她为什么离开上一家，她说“老板太烦”，问她有什么特长，她说“喝酒算不算”，问她能不能接受夜班，她说“最好是通宵，白天我要睡觉”。Ferlyn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字——“备选”。她其实不排斥金发女孩的直率，但她能感觉到这个人的可靠度大概和她吹出来的泡泡一样薄。

“回去等消息。”Ferlyn说。

金发女孩吹破了一个泡泡，站起来走了。走到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：“你们要是开不成俱乐部，我认识一个开麻将馆的，可以介绍你去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

第三位是一位穿衬衫打领带的中年男士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。Ferlyn以为他走错了门，结果对方坐下来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履历表，双手递过来。履历上写着他曾在吉隆坡一家酒店做过五年餐饮部副经理，后来因为经济不景气被裁员，回到天海市找工作已经找了半年。

“您这个履历，来应聘Waiter(侍应)，会不会太屈才了？”Ferlyn问。

“不屈才。只要能做事，什么职位都可以。”中年男士说，语气平静，但眼睛里有某种被时间磨出来的疲惫。

Ferlyn看了他一眼。他的能力没问题，态度没问题，履历没问题。但就是太正常了。青玲会需要的不是“没问题”的人。青玲会需要的是能在一片混乱里稳住吧台的人，能在深夜面对不可理喻的客人时依然面不改色的人，能在必要时用气场镇住整个场子的人。她需要的是某种——她自己也说不清的——特殊的东西。

她留下了履历，没有写“备选”，也没有划掉。

接下来的三小时里，Ferlyn面了将近二十个人。有刚从中学毕业、紧张到说话打结的女孩；有带着一身烟味、自称“道上兄弟都认识我”的壮汉；有说自己会弹吉他、问俱乐部要不要驻唱歌手的大学生；还有一个从进门到出门都在推销安利产品的中年妇女，Ferlyn花了好大力气才把她请出去。

她在笔记本上记满了备注。“太紧张”“太油”“太正常”“太不正常”“不知道来干嘛的”……这些备注连起来看，像是一份天海市闲散人口的抽样调查报告，充满了日常的荒诞。

楚盈在厨房门口喝了三碗粥，始终没有出声。但她每次看到有趣的人，喝粥的速度就会慢下来。壮汉出门的时候，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碗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不知道是在笑粥还是在笑人。

直到下午四点，彭晓玲推开了门。

门是猛地推开的，力道大到铰链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。站在门口的女孩子大概十八九岁，染了一头耀眼的金发，发根已经长出半寸黑色，刘海被发胶固定成一个夸张的角度，额前贴着几缕汗湿的碎发。上身穿一件无袖牛仔夹克，里面是黑色紧身背心，锁骨上有一道淡淡的旧疤痕。下身是破了洞的牛仔裤，裤脚卷到脚踝。左手手腕上挂着一串廉价的彩色塑胶手环，右手虎口处贴着一张皱巴巴的创可贴。脸上化着浓妆——眼线画得很粗，眼影是亮紫色，唇彩是带亮片的粉色，在日光灯下整张脸闪闪发光。耳朵上打了至少六个耳洞，耳钉有星星形状的、骷髅形状的，还有一个是一只塑料小辣椒。

她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节都在宣告——我不是乖女孩。

但她走进来的方式，让Ferlyn停下了手里的笔。

她没有像之前那些面试者一样，先东张西望打量公寓，或者露出讨好的笑容。她直接走到木桌前，拉开折叠椅，坐下去，翘起二郎腿，把手肘撑在桌上，看着Ferlyn的眼睛。她的眼睛是单眼皮，化着浓妆，但眼神很清楚——不是装出来的凶，是真的不怕。

“你请人？”她说，声音比Ferlyn预想的更沙哑一点。

“对。请Waiter(侍应)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彭晓玲。多少钱？”

Ferlyn靠在椅背上，打量着她。彭晓玲的坐姿是典型的街头坐姿——身体后仰，下巴微抬，整个姿态都在说“我不在乎你录不录用我”。但她的手指出卖了她。她翘着二郎腿，右手手指却在膝盖上反复敲击——节奏很快，不是悠闲的节拍，是紧张的人才会有的无意识小动作。

“你没有问俱乐部在哪里，也没有问工作内容。你只问了钱。”Ferlyn说，“很缺钱吗？”

“不缺钱我来Interview(面试)干嘛？”彭晓玲的语气很冲，但冲得不让人讨厌。她的冲不是恶意，是一种在街头练出来的生存本能——在别人伤害你之前先摆出不会被伤害的姿态。

“你多大？”

“19。”

“说实话。”

彭晓玲的睫毛闪了一下。“……17。”

Ferlyn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数字，没有划掉。她发现自己对这个满身街头气息的女孩子并不反感。她问彭晓玲有没有做过服务行业，彭晓玲说在茶餐厅端过盘子，后来跟老板吵了一架就不干了。问她为什么吵架，她说“老板摸我”。问有没有调酒经验，她说没有，但她喝酒很厉害，“千杯不醉”。问有没有读书，她说读到中三就没读了，“因为学校没用”。

“你这些回答，没有一个是在帮你加分。”Ferlyn说。

“加分有屁用啊？你们这些老板，要的要么是漂亮，要么是听话。我两样都不占。”彭晓玲把二郎腿换了个方向，“你要是不请我，我明天就去码头找搬运的活。反正都是卖力气。”

Ferlyn看着她。这个女孩子只有十七岁，已经学会了用“我不在乎”来保护自己，已经习惯了被拒绝，已经不再指望任何人会给她机会。但她还是来了。她走进这间陌生的公寓，坐在一个陌生人对面，用最不在乎的语气说出了所有对自己不利的实话。

Ferlyn忽然觉得，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她熟悉的质地。不是能力，不是经验，不是礼貌。是那种在糟糕的环境里活了很久，却还是没有学会讨好别人的硬气。那种硬气是天生的。和楚盈一模一样。

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的吗？”Ferlyn问。

彭晓玲沉默了一会儿。她第一次把目光从Ferlyn脸上移开，看着桌上那本空白笔记本的封面。她似乎在犹豫什么，但犹豫的时间很短。

“我可能不是你见过的最合适的人。”她说，“但如果你请我，我会是所有侍应里最肯做的一个。我不迟到，不早退，不会偷客人的酒喝。我记性好，客人点过一次的酒我就能记住。我去过很多地方打工，从来不请假。我唯一的毛病是说话不好听。你要是受得了，就用我。受不了，就算了。”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看Ferlyn。语气仍然冲，但内容已经完全不冲了。Ferlyn在她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把笔记本合上了。

“明天早上九点，还是这个地址。记得来报到。”

彭晓玲的眼睛终于对上了Ferlyn的。她似乎想确认这是不是一句玩笑。确定不是之后，她站起来，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，转身往门口走。

“你不用问我能不能接受夜班吗？”她走到门口，回头问了一句。

“你刚才说了不迟到不早退。夜班也是班。”Ferlyn说。

彭晓玲看了她一眼。那一眼里没有感激涕零，没有受宠若惊。她只是点了点头，幅度很小，像是在说“成交”。然后她推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
门在她身后关上之后，Ferlyn靠在椅背上，长出了一口气。一整天面了将近二十个人，最后决定录用的，是一个十七岁的问题少女。

“你喜欢她？”楚盈的声音从厨房门口传来。

“喜欢谈不上。”Ferlyn把笔记本推到桌角，揉了揉太阳穴，“但她让我想起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自己。十七岁的样子。”

楚盈端起粥碗，从厨房走到客厅，把碗放在桌上。她的目光扫过Ferlyn笔记本上彭晓玲的名字——那个名字被圈了出来，旁边写了两个字：“要了。”

“她会做好的。”楚盈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你十七岁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也会做好。”

Ferlyn没有回答。她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推开窗户让傍晚的风灌进来。楼下街角的茶餐厅已经亮起了霓虹灯，骑楼下的行人脚步匆匆。这座城市从来不缺需要机会的人。青玲会还没有找到店面，还没有装潢，还没有一张像样的吧台。但她已经找到了第一个员工。一个会迟到、会顶嘴、会在被问到缺点时直接说“我说话不好听”的——

离正式开业还差得远。但有些事，开了头，就会往下走。

同一天晚上，天海市另一个角落，正在发生一件与此毫无关联、却同样将改变命运的劫案。

天海市老城区最深处，有一片被本地人叫做“烂巷”的区域。那里的房子挤得密不透风，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，排水沟常年堵塞，散发着一股混合了馊水和劣质煤油的气味。住在这里的人，大多已经放弃了往上爬的念头。他们只是活着，用各种方式活着。

Chloe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。他是个赌徒，烂赌鬼，把所有能输的东西都输光了——房子、积蓄、妻子的医药费。今天下午，他在码头附近一家地下赌档里，又把最后一个月的生活费押上了牌桌。这次他不仅输光了钱，还欠下了一笔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还清的数字。债主是林镇东。

三个小时后，猎人帮的人准时出现在他家门口。

他们没有踢门——因为门本身已经快散架了。他们只是推开门，走进那间散发着霉味的廉价公寓，从厨房角落的破沙发上，把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拖了出来。

Chloe没有尖叫。她甚至没有怎么挣扎——不是因为不害怕，而是因为她知道挣扎没有用。她被拖出家门的时候，看到她父亲缩在墙角，低着头，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。她的母亲在两年前病死了。她的父亲还活着，但也只是还活着。

猎人帮的人把她塞进一辆货车的后车厢。铁门关上，里面一片漆黑。Chloe蜷在角落里，听着引擎发动的声音，把脸埋在膝盖之间。

车子开了很久。停下来之后，铁门被拉开，刺眼的白光涌进来。她被拽下车，发现自己站在一栋仓库的内部。铁架、木箱、堆成山的走私货。以及，在仓库深处的一张旧沙发上，坐着一个穿深灰色中山装的瘦高男人，戴着细框眼镜。他旁边站着几个面无表情的帮众。男人手里握着一把左轮手枪，正用一块绒布反复擦拭枪管，动作不紧不慢，像是在擦拭一件乐器。

林镇东。

“就是他女儿？”林镇东没有看Chloe，而是问旁边的人。

“对。烂赌陈的女儿。他欠了八万，拿不出来。家里就这一个女儿，说拿来抵。”

林镇东终于抬起眼睛，看了Chloe一眼。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不到两秒，然后移开了。那不是轻蔑，是评估。像是在评估一件抵押品的市场价值。Chloe没有哭，也没有发抖。她就那么站着，任由那些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
这时候，仓库深处的阴影里传来一个声音。

“等一下。”

那个声音不高，但很清晰。不是本地口音，咬字极其标准，每一个音节都像是被精密打磨过的。皮鞋敲在水泥地面上的声音从阴影里由远及近。站在林镇东旁边的几个帮众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路。

德古拉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

他今天仍然穿着那件黑色长外套。仓库的日光灯在他苍白的脸上投下冷硬的阴影，把他的五官衬得像一幅版画。他走到Chloe面前，停下。

Chloe抬头看着他。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自己——那种眼神和林镇东的评估完全不同。他看她，像是在看一件他找了很久的东西。

德古拉微微俯下身。他的琥珀色瞳孔离Chloe很近，近到她能看清虹膜上那些不属于人类的纹理。她没有后退。她的心跳快得能听见，但她没有后退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德古拉问。

“Chloe。”

德古拉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。他的舌头在发出那两个音节的时候，像是在品尝某种陌生的水果——生涩，但有趣。他伸出一只手。那只手的手指修长，指甲干净整齐，皮肤的温度比室温还要低。他用两根手指轻轻抬起Chloe的下巴，将她的脸转向灯光。他看得很仔细——不是看五官，而是看眼睛。看眼睛深处某种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。

“这女孩欠了多少？”德古拉没有回头，话是对林镇东说的。

“她父亲欠八万。”

“我替他还。”

林镇东擦枪的动作停了一瞬。他透过镜片看着德古拉的背影。他知道这个吸血鬼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。但他也知道，和德古拉做交易，不要问为什么。他重新低下头，继续擦枪。

“人你带走。钱照算。”

德古拉松开Chloe的下巴，将那只冰冷的手摊在她面前，掌心朝上。

“你父亲欠的债，我替你还了。代价是——你要跟我走。”

Chloe看着那只手。仓库的日光灯在头顶发出持续的低频嗡鸣。她知道面前这个人不是人。她能感觉到——不是用眼睛看，不是用耳朵听，而是一种更古老的、藏在所有动物本能最底层的感觉。掠食者靠近的时候，猎物会本能地知道。

但她也知道，如果她不走，猎人帮会把她卖掉。最好的结果是卖去妓院，最坏的结果是沉在码头的水泥桶里。她在这两条路之外，忽然看到了第三条路——一条通往完全未知的、黑暗的、但至少是她自己选的黑暗。

她伸出手，把那只冰冷的手握住了。

德古拉的嘴角微微弯起。那个弧度很小，小到只有他自己知道它在说什么。他牵着Chloe的手，转身走进仓库深处的阴影。黑色长外套的下摆掠过水泥地面，像一片会行走的夜色。

林镇东没有抬头。他的左轮手枪已经擦了三遍，但他还在擦。

片刻之后，一辆黑色的轿车从仓库后门驶出，穿过老城区狭窄的巷子，绕过码头区集装箱堆场的铁丝网，沿着盘山公路一路向北，最终驶向山顶。那里有一座比诺瓦的城堡更古老、更隐密的私人宅邸，藏在密不透风的棕榈林深处。本地人从不敢靠近那座宅邸，因为那里连鸟都不叫。

车停下的时候，Chloe从车窗里望出去，看到一扇黑色的铁门，铁门两侧的石柱上爬满了蔓藤。门上的纹饰不是花，不是鸟，而是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图案——两只展开的翅膀，交错在一起，看不出是什么动物。大门无声地开启。轿车驶入。铁门在她身后缓缓合上。